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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鹿问鼎》国家稻米公司, 马来西亚的白米走私大王
出处∶http://www.malaysia-today.net/2008/content/view/1630/46/
作者：Raja Petra Kamarudin
发表日期∶23-01-2008

在2003年八月，我写了一篇有关玻州大臣的摇钱树—国家稻米公司的发表。当时今日大马还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今日大马是在2004年八月才成立的。因此，没有人注意到我这篇发表。最近，国稻又登上了新海峡时报的头条，说反贪局已经在调查有关公司的行为。所以，这是重新再去看看我五年前的发表，了解首相阿都拉如何牵涉于这个欺瞒人民的阴谋中。

反貪局調查國稻進口6000萬元白米
(新海峡时报, 5-01- 2008) - 針對國家稻米公司（BERNAS）在沒有進口准證（AP）下，從泰國進口2萬5000噸市價逾6000萬令吉的白米，反貪污局已開始著手對國稻及農業與農基工業部進行調查。

週五（4日）前往設於八打靈再也的國家稻米公司之前，一批來自反貪污局總部的官員週四（3日）先前往農基部的稻米監督部向官員錄取口供。

反貪污局調查主任拿督蘇克里阿都证实了有关的调查。他指出，反貪污局对兩個單位進行的調查是部分的工作。至今，只有几个的官员口供已经录取完毕。
调查官也将会確認其中是否已经違反進口條件與規則，以及同样的事情是否还在进行着。

与此同时，農業與農基工業部秘書長拿督祖基菲理依德立斯指出，國家稻米公司于昨天已经和關稅局洽談，并对進口超過固打的白米量及沒有向關稅局稟報，而作出道歉且保證不會再重蹈覆轍。

他补充说，國家稻米公司聲稱，因為世界白米市場短缺，擔心難獲供應而被迫提早訂購白米。在先到先得的情況下，國稻公司在當局未訂下2008年的固打之前，就於去年訂購1萬6000噸的白米，並在今年訂購1萬9000噸。

他也证实，超過固打制的進口白米量的進口准證已经发出。雙方也同意經常安排會面，并草擬一個更有條理及有效的機制来处理白米的进口。只要國稻公司依據固打，他同意將立即發出入口准證。若超過固打制則需要一週时间。

上週一（12月31日），國稻公司被揭發在沒有獲得入口准證之下進口香米，以致其中1萬噸滯留在柔佛州巴西古當港口、1萬噸还在沙巴哥打京那巴魯港口的船只上，以及另外5000噸在巴生港口。

據悉，國稻公司是在白米抵達港口後，才於去年12月20日向稻米監督部申請入口准證。根據1994年稻米管制法令，所有入口商須先獲得政府發出入口准證，才能從外國引進白米。








国会议员要国稻检讨

(马新社, 15-11- 2005) – 作为独家白米入口商的国家稻米公司受到国会议员的批评及要求检讨其功能与结构。Jerai区国会议员Datuk Badruddin Amiruldin认为有关公司的作用已经违反当初的目标并呼吁政府的介入这项指责。

他告诉人民议会说政府颁发入口准证于国稻导致公司只关注稻米的入口，而不是国家的产米问题。他在星期二的2006年農業與農基工業部供给法案辩论上问说 “比起生产，入口白米是很简单的。我们给于国稻的条件到底如何了？我们看到的是，土著拥有的碾米厂全都关门大吉，如今不知所踪。

Badruddin也责问有关国稻囤存在Anak Bukit的92公吨白米。他说，私人公司囤存紧急时期需要的白米是违法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安全。

与此同时，Kinabatangan区国会议员Datuk Bung Moktar Raden 要求政府在国家的农业方向上，必须要严谨，到底是持续成为入口国，还是加强农业，成为生产国。我们为何要进口及生产白米这种抵消行为而最终人民看到的是国稻在赚钱。

他说，国稻不是贩卖农夫的稻米，而是入口白米来获利。其他参与这项指责的还有Datuk Raja Ahmad Zainuddin Raja Omar (Larut区), Mo'kiman Kobran (Hulu Langat区), Ir Shaari Hassan (Tanah Merah区), Dr Mohd Hayati Othman (Pendang区（回教党）) 和Mohd Razali Che Mamat (Kuala Krai区)。





监守自盗: 国稻的故事

(释放安华运动, 26-8- 2003) – 国家稻米公司，简称国稻，由于面临亏损，因此要裁退数千个员工。亏损的原因是因为频繁的白米走私活动。

实际上却是大有内幕在其中，最新的公正党党报为你解开内情。

去年国稻在马币1亿7600万的进帐中得到马币6千万的税前盈利。相较起前年，虽然税前盈利已经从马币1280万下跌了54%，不过国稻还是轻松地支付了董事们共马币4百万的年薪，还有持股人共马币210万的股息，合共马币250万。

照常理的话，若是公司面对节流的需要，最先拿来开刀的应该是董事们和股东们啊，为何却要裁退2,000个员工就因为公司不满意盈利下跌？更何况，这并不是亏损，只是盈利下跌而已。

每年国稻的盈利波动颇大。3年前的盈利是马币180万，之前却是马币1亿1100万。即使如此，对一个公司来说，这种成绩还是骄人的。实际上，从1999年到2002年，每年的平均盈利约马币8000万。

国稻所宣称的和事实上相去甚远。这个独占国家稻米生意的大鳄，实际上准备把公司对白米生意的依赖度，减少至60%，然后进军其他食品工业，期望成为市场上的下一个雀巢（Nestle）。

对此，国稻已经调出马币3亿来达成这个目标。其中马币5500万购买Gardenia的30%股权，马币1400万购买Burger King，马币1亿1000万购买Rasa Sayang Food Industries，以便能够染指肯德基家乡鸡。再来是一些食品公司如新加坡的QAF Ltd和副首相阿都拉家族控制的Dewina的“策略性结盟”。

我在怀疑和Dewina的结盟到底是商业性质还是对未来的首相所作出的政治投资呢？

不过，这是国稻当初设立的宗旨吗？当然不是。国稻本来的宗旨是把马来西亚的入口白米依赖度减少至35%以下。那是为了确保白米出口国如泰国，越南，中国等国家一旦发生战争或天灾时，马来西亚不会缺米挨饿，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马来西亚人只能吃木薯。

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的产米国里唯一对入口米有高度依赖的国家。我们的邻居万一停止售卖白米给我国，马来西亚便马上陷入米荒的危机。国道就是减少这种危机的主要角色。

但是，国稻似乎已经乖离本来的宗旨，无视马来西亚白米消费者和农夫的需求，却在想如何能够变得雀巢一样赚大钱。如果我们需要另一个雀巢，外头有许多公司更加适合这个任务，国稻又何必管别人的闲事呢？

话说回头，那些每年接收马币2500万的人是谁呢？答案是玻州大臣和他的家人。
国稻声称白米走私在威胁着公司的生存。如果每年盈利马币8000万也算是威胁公司的生存，我随时欢迎有这样的威胁。

不过，国稻指控的白米走私者是谁呢？根据有300名会员的米厂协会，进口的人就是走私的人。看来国稻的指责真有其事，不过做贼的人喊抓贼，为什么呢？
副首相阿都拉说他将引用内安法令逮捕白米走私者。我不知道这是否代表玻州大臣这个职位不久后就会被空出来了呢？

电视机上曾播放一些“白米走私者”穿越马泰边界的纪录片。根据一个退休警长Mansor，这些人只是搬运工人，每搬一包米过界，就能赚取一些搬运费。

Mansor说∶“我曾经是Rantau Panjang的警长。我们从来不管这些人的往来。他们不是走私者，他们只是赚口饭吃的苦力。若我们不准他们这么做，他们则会以另一种方式生活，例如犯罪。

是的。这些“走私者”明目张胆地在警官，移民局官员和关税局官员面前往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并没有犯罪。

Mansor说：“有时我们一定要采取一些行动来表示我们有在做事。我们会找到幕后老板们，告诉他们我们当晚会有突击行动。他们通常会同意留下一两辆货车让我们扣押交差。当然，司机总是能够成功逃走。万一抓到一些搬运工人，你猜猜是谁来担保他们出去？是Hussein Ahmad!”

Hussein Ahmad就是Rantau Panjang的巫统头子，曾经有过在巫统区议会上亮枪发炮的威水事迹。当然，他是最后什么事也没有的。

Mansor继续暴料说∶“Zaman Khan的家人也有牵涉在内。他实际上也是来自Golok的。他的家族在这里有许多生意如酒店等。由于我们的上头都有份，我们下面的又能做些什么？我若不识做，下一秒就会被调离这里。所以只好一只眼开一只眼闭，偶尔演演戏，抓一些人和米交差，然后天下太平。实际上这些搬运工人能够走私得多少？不像那些合法入口者，他们走的是以货柜为单位的私。就因为他们有准证，所以他们办得到。”

他们到底走私进来多少白米呢？那些超过准证数量的就是。谁拥有准证？猜中无奖。

马来谚语说，“指望篱笆，篱笆吃米”意思是你以为篱笆能够帮你防备，可它却吃掉它自己应该保护的稻米。即是监守自盗的意思




Shahidan帮派如何得到国稻这个摇钱树

(释放安华运动, 27-08- 2003) – 国家稻米局在八年前被私营化后，就变成了国家稻米公司。虽然这是一家大众公司，不过实际上却是被玻州大臣Shahidan Kassim的家族所控制。

Shahidan是如何得到这个年收近马币2亿，平均每年盈利约马币8000万的摇钱树呢？

在Shahidan还是玻州Arau区国会议员，国会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马来西亚联邦农销局主席，玛拉基金主席，玛拉执行长等的时候，玻州大臣是Dr Hamid Pawanteh，一位当时假如继续再当大臣下去的话，就会有不得了的事情会爆发出来，因此被安排退休的人。而Shahidan被视为此人的继任者。

当时的老马要求Shahidan和Dr Hamid交换职位。以便在1995年的大选过后，Shahidan将是玻州大臣。

令老马意外的是，Shahidan拒绝了老马的好意。比起玻州大臣的职位，他更有兴趣赚大钱。

这是当时Shahidan的一个朋友暴出他和首相之间的谈话内容和过程∶

Shahidan 当时问，“我为何要成为玻州大臣呢？玻州有些什么？要嘛，至少是吉打。吉打比较大，生意机会比较多。玻州太小，啥也没有。我没兴趣。我只要做生意。”

首相于是问回他想做什么生意？他告诉首相他想得到私营化的国稻。老马不知道为何他拒绝了许多人争着要的玻州大臣职位，只想赚大钱。无论如何，老马说他会考虑。最后老马答应他可以接管国稻，条件是出任玻州大臣。

Shahidan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老马却一力承担，说他会和内阁交待，国稻的差事是出任大臣的条件之一。就这样，Shahidan就得到了他的摇钱树。

意大利通讯社FAC曾经访问过一个国家稻米局资深长官有关他对私营化的看法。这位长官在听到私营化的消息时，决定提前退休。

这位长官说，“我一听到这个消息时，就决定要走了。我知道这只是给一些人富起来的行为，我不想牵涉其中。我几乎贡献我的一生于稻米局。我们的唯一使命是服务米农，保证他们的福利。不过，他们要稻米局的行事却是罪恶。幕后的那些人也错的厉害，所以我选择离开。我知道Shahidan的为人，他是唯利是图的人，如今却打着米农福利的旗帜图利。马来西亚有16万米农。他们大多数都是穷人。在2000年，估计有近1万6000米农为赤贫人士。那些在Telok Intan，吉兰丹和丁加奴的米农，月入只有马币125。稍微良好的穆达农业发展局地区的也只有马币500而已。他们是无法以这样的收入维持家庭的。是时候要让马来西亚人知道米农的悲惨处境。”

即使政府花费大笔金钱于基础设施发展和通过价格支援和津贴政策提供金融资助，米农之间仍然存在高贫穷率。国稻已经私营化了八年，真正得利的不是苦劳米农，而是公司股权持有者。

例如说，在2001年，国稻的税前盈利是马币1亿2800万。在2000年则是马币8300万，在1999年是马币1亿1700万，而在2002年则是马币6000万。

谁是这些盈利的得利者？谁是持股人？

持有34%国稻股权的是Budaya Generasi Sdn Bhd (BGSB)，而这间公司的最大持股者是Permatang Jaya Sdn Bhd (PJSB), 共持股44%，也就是说，国稻的15%。
谁是BGSB的拥有者呢?就是Dohat Bin Shafie和他女儿Nur Daliza Binti Dohat。这个Dohat Bin Shafie就是Shahidan的舅子!

我想说的是，作为政府在国家第三农业政策之下所承认的国家食物安全政策的主干，这么对国家重要的策略性个体，单是Shahidan家族就持有15%的控制权了。
接下来持有BGSB5.5%的是Sebiro Holdings Sdn Bhd，老板是Megat Junid Bin Megat Ayob（刚刚因癌症去世的那个）。

接下来的BGSB持股人，拥有34%股权，或是国稻的11%股权。他们是:
Pertubuhan Peladang Kebangsaan (NAFAS)
Persatuan Nelayan Kebangsaan (NEKMAT)
Syarikat Perniagaan Peladang (MADA慕达农业发展局) Sdn. Bhd.
Syarikat Perniagaan Peladang (KADA歌姆布农业发展局) Sdn. Bhd.

不想漏掉的，第十一个最大持股人，是Yayasan Pok Rafeah Berdaftar。Pok Rafeah是前财长敦达因的老母。虽然这是一个注册基金，有趣的是，注册公会却没有任何Pok Rafeah基金的理事会成员等资料。

国稻拥有独家白米入口准证，直到2010年为止。这样的独家生意要赚大钱，并不是难事。实在是不必如此特别犒赏董事们和股东们，却向外喊穷而要裁员。看看马来西亚四周的国家，他们都不进口白米，反而都出口白米到马来西亚。即使是要供养世界两成人口的中国，也能出口白米。

为何我们还是那么依赖进口白米？为什么政府容许这样的情况？答案可想而知。
在国家第三农业政策之下，我国到2010年为止，白米最高依赖度是35%。在世界市场上，这是非常冒险的。因为只有5%的世界白米供于自由市场。一旦主要出口国如泰国，柬埔寨，越南的白米歉收的话，或是主要消费国如印度，中国和印尼等因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白米歉收的话，为了照顾本国的消费需要，流向世界自由市场的白米就会大量减少，甚至是会有无米可买的情况出现。马来西亚到时要怎样呢？

事实上，马来西亚的白米工业的摇钱树就是那张独家入口准证。所以国稻现在要买“保险”。和阿都拉家族有关的Dewina Trading SB结盟，答应发售他们的产品，这样就能令他即使老马退位后也能高枕无忧。

視察丹情

媒體炒作誇張輿論
市民厭煩誠邀印證

從吉蘭丹到外州工作和求學的人，常被問：丹州華人不能吃豬肉是嗎？這種近似低智商的問題，就好像一些地理常識零分的洋人，以為馬來西亞人住在樹上一樣。

住在吉蘭丹的人對這些問題似乎已經感到厭煩，遇到這種提問，多會回答：你來看一下不就知道囉！

在這里出生長大、結婚生子、成家立室的職業婦女，目前在丹州從事薰香保健的陳秀玉表示，外州的朋友多會對丹州有著“誇張”的想法，形容這里是一座死城，沒有生活樂趣，對于這樣的想法，陳秀玉不知如何澄清，只能告訴他們：“自己來看。”

許多人對于丹州的印象來自媒體，並且以負面的居多，丹州華人因此受到莫名其妙的同情。

以不能賣豬肉這事為例，已在丹州哥市賣豬肉30年的豬肉檔檔主阿祥，在市內一座公開式豬肉巴剎營業，他表示，自20歲開始賣豬肉以來，並沒有受到州政府的干擾。

走訪這里的豬肉檔時，發現豬肉除了可吊著來賣之外，豬肉檔右邊毗連之處，就是馬來婦女賣菜的地方，在豬肉檔口左邊，有許多巫裔德士司機正在等待客人，從這些巫裔同胞的眼神與表情之中，並未有任何不悅。

實際上，縱然是在吉隆坡，超級市場早已習慣不公開擺或不賣豬肉，要買豬肉的華人也只能到固定的地方或巴剎購買，這和吉蘭丹沒有多大的分別，況且丹州華人人口不多，購買豬肉的地點不多也合情合理。

在這個公開巴剎共有 5個豬肉檔口，但卻有10個業者。年紀50歲的阿祥表示，業者每天輪流開檔，即一天工作，隔天就休業，由另外5個人頂檔賣豬肉。

豬肉檔從凌晨3時30分營業至中午12時30分，5個檔口每天約售出20只豬，平均一個檔口能賣出 5只豬，營業成績不俗，但阿祥表示，他們還是面對來自泰國豬肉的威脅，這些通過合法或非法途徑售賣的泰國豬肉，有一定的顧客群。

“還好，並不是每個華人都有吃泰國豬肉，我們的豬肉檔還是有不少本地華人光顧。”阿祥信心滿滿的說。

哥市居民王秀鳳是職業婦女，但放工之后也要煮飯燒菜，她說，需要下廚的丹州華裔婦女買豬肉並不難，除了到巴剎購買之外，一些流動的菜車也有售買豬肉，任何時候要吃豬肉都沒有問題。

至于市議會定下的限制條例，她表示並沒有多大的影響，而且這些條例頂多只是口頭上說說，並未真正的去實行。

“就好像超市付款男女需要分開一樣，各族人士排隊時多沒有依照指示，有空位就排隊付錢。”王秀鳳這樣表示。

記者特別到其中一間售賣廉宜雜貨的超級市場去買東西，只見男女同一排付款，出納員或職員也未訓示分開，掛在櫃台上方的男女分開指示牌如同虛設，沒有多少人把它當作一回事。

其實，在大馬這個多元種族的國家，人民之間早已學會互相尊重，各族的禁忌也略有所知，哥打峇魯市議會發出的條例只是畫蛇添足，多此一舉，一再的宣佈無謂的限制只能成為媒體炒作的最佳材料，破壞市議會和丹州政府的形象而已，而丹州華人看來也已習慣，反應最大的反而是丹州以外地區的華人。

婦女需戴頭巾僅回教徒遵守

采訪期間，發現在哥市韓沙路（Jalan Hamzah）往華卡巴魯（Wakaf Baru）的交通圈，有一個戴頭巾婦女的銀行廣告，大且顯眼，這在外坡較為少見，但這是吉蘭丹的條例之一，即回教婦女拍廣告需要包戴頭巾。

在哥市繞了一圈后，發現廣告牌的設計不是以商品和宣傳文字為主，就是以男生掛帥的廣告居多，婦女戴頭巾的大型廣告牌並不多見。

對于這種現象與條例，前市議員符芳僑表示，有關方面曾用了相當長的時間研究這個問題，他們發現市面上的廣告無論是否與女性相關，都會出現女性或打扮得性感的女性照片，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除了化妝品這類與女性有關的產品之外，其他的產品只是在利用女性的美貌與外表在打廣告，就如一個汽車廣告，為何一定要有一名性感美女同時出現，賣的是汽車還是美女呢？”他對廣告的用意提出質疑。

符芳僑的說法似乎有其道理，女性的價值應該並不只是在外貌與身材，利用女性的外表銷售產品，這算是對女性的一種尊敬嗎？

丹州這一個廣告條例的限制僅是針對回教婦女，但是據了解，一些華人商家就算是使用非回教婦女當廣告模特兒都面對問題，這一點又如何解釋呢？

符芳僑表示，回教婦女出現在廣告上必須戴頭巾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這並不包括非回教婦女，商家可另外提出申請。

“就以拿督楊紫瓊為例，如果有她的廣告出現，每個人都知道他不是回教徒，當然就不會面對需要戴頭巾的問題。如果商家的廣告使用非回教婦女，一旦他們面對市議會官員的刁難，就一定要據理力爭。”

但是，據他所了解，華裔商家通常會作出讓步，另外再設計新的廣告，這並不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事。

勇敢據理力爭華商爭得權益

一般人民對哥市市議會的新條例習以為常，反而是一些市議會官員的心態及執法標準影響市民，尤其是商家，偶爾會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市議員“折騰”。

符芳僑曾是哥市市議員和州行政議員陳升頓的政治秘書，以及吉蘭丹州政府民族團結研究、文化及宣傳主任，對于華裔商家受到市議會官員的不合理對待，他鼓勵華裔商家向報章投訴，或訴諸法庭。

“當華裔商家面對市議會官員無理的要求與對待時，多會選擇息事寧人，最后吃虧的是自己。一些巫裔商家面對這些事時，都會給予激烈的反應，甚至將事件帶上法庭。”

符芳僑處理過一宗有關市議會官員無理要求的投訴，最后終于成功解決，這讓他更有信心鼓勵華裔商家爭取應有的權力。

“當時，有一間制作和售賣蛋糕，兼賣茶水的華人商店，碰到執照問題，根據市議會一向的標準是該申請兩張執照，但不知何故一名官員卻要求他申請 3張執照，這造成店主的負擔，因此就向我尋求協助。”他娓娓道來該事件的前因后果。

經過由州行政議員、市議會主席，以及市議會各部門總監組成的市議會仲裁庭的瞭解，確認有關業者只需要申請兩張執照，但當商家通知有關官員，卻不獲得承認。

“原來，市議會仲裁庭只是根據地方條例給予勸告，並無實質的法律約束力，再加上有關市議會官員以認識許多州級重要官員自居，根本不去理會這事，最終，這個事件在市議會的會議記錄內記錄下來，有關官員才不得不放手，這名商家的煩惱才獲得解決。”

因此，符芳僑認為這個事件並不是涉及任何新條例，卻讓華裔商家面對困境，但只要勇敢的據理力爭，一定可爭取到應得的權益。

禁賭關閉夜店有助減少罪案

回教黨1990年重奪丹州政權后，推行被認為是過度回教化的政策，這些包括禁賭、關閉夜總會與卡拉ＯＫ和酒吧等等。

此外，曾經一度欲執行在戲院內男女分開坐的措施，但后來卻不了了之，但是戲院業者當時受指示必須加強室內光線，以免在黑暗的戲院發生傷風敗俗的事。

如今，戲院在哥市已成為歷史，原本坐落在吉蘭丹河河邊的戲院停止營業后，目前已被拆除並等待改建成商業建築物。

現在，無論走在哥市哪一條較為熱鬧的街道，夜店或娛樂場所的招牌字眼不復見，但這並不代表一切都消失了。

就以賭博行業來說，雖然在開彩日看不見在博彩店前大排長龍的人潮，一些居民表示，通過電話聯絡，一些地下博彩還是在悄悄的進行。

縱然是夜店已在丹州政府政策之下關閉，但據一些知情人士透露，還是有一些人士冒著被取締的危險偷偷經營。

從道德角度來看，禁賭實非壞事，不允許夜店出現，至少也能減少犯罪事件，但若是有人硬將這些事情歸類為剝奪華人的自由，則未免太小題大作。

現今的世界，過度的自由導致不少問題發生，有限度的自由或許才能讓人不容易受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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